陳東升：永遠在運動的路上

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陳東升教授曾出版兩本重要的學術著作《金權城市》和《積體網路》，也是台灣引入審議民主的重要推手。他是社會運動者、學者、是教室裡嚴格的老師，但也是捲起袖子陪伴學生創新實作的育成家。

目前，他在台大開設「社會經濟組織的創新與設計」課程，讓大學教育成為追求社會實踐的可能。一路走來，持續以學術精神來回應當代的社會議題，結合理論與行動以實踐社會關懷，在理念與現實之間成功創造人生的職志合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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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陳祐昇

社會學家的社會責任

若你問我是什樣的社會學家，我會說是一位普通的社會學家，但身高可能是台灣最高的，哈哈。不過身為一位社會學家，看到這個社會所面對的議題，不可能去放棄或迴避。

每個人選擇讀什麼學科本來就有不同出發點，我選擇社會學是覺得它比較入世，比較可能對現在發生的事情產生一些影響。入世對社會產生影響，它有很多的選項，我們當時很多人念社會學當然是受到美麗島事件，解嚴之後台灣社會的那個轉變，尤其是我們這個世代。在我們的學生那一輩，就是學生運動，所以社會學會變成顯學，是它要挑戰體制，希望社會能有一些改變。

我覺得這可能跟成長經驗和過程有關，除了情感性的因素，是跟著小時候成長的那個環境，因為生長在一個小村莊生活跟土地之間的連結是很緊密的。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，就是看到台灣的那個變動，我進大學的時候，民國68年剛好是美麗島事件。

那個時候，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影響和震撼，一群為了爭取民主自治的人，像現在香港要求普選那樣，居然判死刑，而國家竟然可以動用這樣的武力去剷除這些人。那是不可思議的，所以那時候大家非常難過。

我念大學的時候，我哥哥念大三，另一個哥哥念大五，因為他是醫科的。那時候他們的朋友都會到我家，大家都覺得，這國家快要滅亡了，再不出來做一點什麼事情，可是又不能做事情，每個人都很沮喪，那是對我們非常大的一個影響。我們所居住的地方，當想要做一些什麼事情，居然被用這樣的方式對待，你會希望這種情形不要再發生。

1990年，我從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讀完社會學博士，一直大概到97年左右，讀社會學的幾乎每個禮拜每個月都要上街頭，反正一天到晚都在抗爭，在我這個世代的人，幾乎全員到齊，對我們來說，參與社會運動就是社會實踐。97年之後，大家覺得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改革，階段性任務差不多完成，因為民進黨也成立了，也建立了相當的基礎，NPO、公民社會也差不多了，學術界該做的是做本土研究，建立本土的理論典範。

學術研究的社會實踐意義

我能夠回憶的，有一次我們參加完了社會運動，大家在台大校門口，就在講說：這個大概是我們最後一次，應該差不多了，該回去讀書了。所以再來大家做的東西，它的實踐是透過學術的實作。所以有不少朋友，其實做的都是相當本土的議題。

做本土議題就註定了一件事，不可能到國外教書。發表的東西大概也不是國際市場會接受的。但不做不建立基礎，沒有人幫你做，這對社會的知識傳承會有斷層，所以學術研究的本身就有社會實踐的意義。

如果缺乏歷史觀來看待這件事，那會很危險。現在即便我們的一些朋友關在學術界裡面，他是在脫離了社會運動或是黨外運動，回到學術裡面，這是不容易的，因為有些人參加那個是會上癮的。我們這個時代的人，從社會運動要轉到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，那也是個選擇，所以還是要尊敬他們，那個時候的人面對的是對社會的責任。

有人問，為什麼我的研究為什麼都這樣跑來跑去？我說，如果你看這些東西都跑來跑去，但我有我關心的事情。台灣的產業轉型，民主化之後，解嚴之後，它的民主政治到底有沒有可能？因為傳統政治權力透過經濟資源分配，讓它變得更穩固。我就是要探討說，解嚴之後這件事情有沒有改變？所以才寫了《金權城市》（編按：此作被喻為解析土地背後利益結構的都市社會學經典）

這個問題結束之後，想要了解的是，台灣80、90年代產業的轉型，從中小企業變成資本和技術密集，為什麼可以繼續延續下去。因為過去的答案，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是在中小企業，可是90年代之後完全不一樣。

因為以前不做研究，所以中小企業那一端，都是到2000年之後，都已經發生了，變成考古遺跡了。而我們了解高科技產業，是隨著它正在發生，好處是，要見到誰，如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、台積電副董兼創意董事長曾繁城，要問到什麼問題，都可以接觸到。所以這是第二個階段。

第三階段呢？一樣再回到民主的問題，解嚴之後，在開始做審議民主的時候，2000年，距社會運動階段已經過13年，對我而言，除了去分析這個問題外，並且希望在草根的，基層的民主能夠落實，所以為什麼我要推審議民主，理由就在這裡。

所以民主鞏固跟深化，是第三階段，這其實也是在回應第一個階段，一直在談，政治權力的結構跟經濟資源連結在一起，對民主政治會產生甚麼影響，解方就是要讓民主政治扎扎實實從基層穩固地展開，所以才推審議民主。我們一方面推，一方面研究，所以這是研究和實作兩者並行，所以這個實踐從2000年就開始。只是實踐方式不一樣。

從宏觀走向微觀，從外面世界走進課堂現場

我一路一直在做社會實踐、解決問題，但後來我發現，沒有真正去回答另外了一個主體，就是所教的學生，教他們怎麼去如何利用知識去解決問題？以前想說反正只要他們畢業就會知道要怎麼做，於是也沒認真去想這個問題。

一直到兩三年前，我看到年輕人的處境在改變，工作、貧富不均，面對勞動市場的樣態變動非常的大，你必須有更多的專注跟心力在這個議題上，所以這是從宏觀走向微觀，從外面世界走進課堂現場，希望跟年輕人一起創造出可能性。

簡單來說，如果年輕人看不到希望和可能性，這個社會大概也沒什麼機會了。過去的二、三十年，年輕世代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，出去要有什麼工作，好跟不好而已，不會像現在狀況這麼糟糕。

所以我們因應著觀察到外在環境的問題是什麼？優先順序在哪裡？所以看到民主政治的經濟產業結構發展，到世代正義的問題，這是我們理解在整個大環境中，到底什麼東西應該優先去面對的，再調整自己在做的事情。

當然有一部份是必須有這個機會，偶遇性的條件，有一些東西不是我能做的。而回到學校，回到課堂的現場，這是最能掌握的，不必別人去幫你創造，做就對了，最大的敵人反而是自己，因為改變要付出代價，要去面對那個不確定性。所以不同階段，對於社會實踐方法的調整是跟大環境的改變息息相關，必須要有能力看到變動當中比較重要的議題是什麼。

面對變動的未來，陳東升老師對年輕一代有何建議，可以如何施展改變的力量？請看下一篇專訪「從教室開始，預約未來的改變」

作者簡介：

陳祐昇，現任職於人力資源產業，但有感上一代的人才是找工作，而下一代的人才則是發明工作，因此投入Career for Change倡議，期許替自己與台灣人才找出一條不同的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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